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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摘要]《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施林克于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之所以冲破国界、跨越种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和共鸣,除了其呈现了一段惊世骇俗的畸恋之外,还蕴含了大量发人深省的伦理道德现象。本文尝试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观照《朗读者》,分析女主人公汉娜人生轨迹中的种种伦理困境,揭示她的伦理选择与命运之间的关系,挖掘作品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教诲功能。

        [关键词]朗读者;文学伦理学;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一、突破伦理禁忌的错位爱情

        聂珍钊认为:“禁忌是人类力图控制自由本能即原始欲望而形成的伦理规范。”“在人类成为理性的人之前,本能和本能驱使下产生的欲望得到最大尊重,并任由其自由发展,这就导致乱伦的产生。”[2]缺乏理性控制、全凭本能驱使的汉娜就是这场错位爱情的始作俑者。小说伊始,在中年米夏的追忆中,汉娜以一个果断、干练的妇女形象出场:她在弄堂口麻利地为呕吐过的少年米夏擦脸,冲洗他的呕吐物。当她发现小米夏因为羞愧啜泣不已时,亲切地唤他“孩子”,并将他搂进怀里,为他擦拭脸上的泪水。这一系列描写,展现了汉娜粗犷却不失温柔的“母亲”形象。慈母似的关切让米夏感到异常温暖,这正是他在冰冷、程式化的家庭关系里缺少的温情,因此米夏在痊愈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拜访汉娜。小说至此,男女主人公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常的长幼伦理关系―――米夏把汉娜看作曾经帮助过他的长辈,汉娜将米夏视为一个需要关切的孩子。如果把米夏和汉娜此时的伦理关系近似为“母子”的话(这一点恰好与小说中二人出游以“母子”名义登记旅馆房间相呼应),那么他们后来发展起来的“情人关系”则触犯了乱伦的禁忌。在小说接下来的情节里,二人的伦理身份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汉娜门厅外的过道里,年仅15岁的米夏偷窥了汉娜换衣服的过程,并被汉娜成熟、饱满的身体深深吸引,在被发现后仓皇而逃。在这次短暂的会面中,已过而立之年的汉娜并没有意识到在未成年少年面前应该秉持的行为禁忌。她毫不避讳地熨烫内衣、穿戴丝袜,激起了少年内心懵懂的欲念。当米夏再次到访时,汉娜本可以大方地聆听他对偷窥的道歉,然后来个正常而友好的告别。可伦理意识淡漠的汉娜,却选择抛开伦理的束缚,听凭原始欲望的驱使,在米夏清洗满身煤灰之际引诱了他,并从此对米夏的一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他婚姻不幸、骨肉嫌隙的悲剧人生。

        二、伦理环境扭曲导致的畸形善恶观

        若干年后,女主人公汉娜以被告身份站在纳粹审判的法庭上。她面临两项指控,一是每个月从集中营遴选一批犯人送至奥斯维辛被毒杀;二是在轰炸之夜,眼睁睁地看着几百名女囚被锁在教堂里烧死。有人把汉娜犯下的滔天罪行归结为她“冥顽的自尊”和“偏执的个性”[3],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伦理环境。聂珍钊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2]因此,若要真正理解汉娜犯下如此弥天大罪的原因,必须回到汉娜的伦理现场。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推行反犹政策。在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法《纽伦堡法案》中,纳粹德国把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意识形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化于民众的观念中。二战爆发后,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加剧。1942年,纳粹政府高级官员在万湖会议上通过了“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为种族灭绝,通过集中营系统地、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纳粹极权统治公然践踏人类良知和道德的底线,把“杀人”列入法律条令,变为公民应服从的基本准则。在这样扭曲的伦理环境中,汉娜作为一名纳粹党卫军看守,已经失去了分辨善恶、判断是非的基本能力。她把杀死犹太人完全看作稀松平常的“合法”行为,从而成为极端罪恶的帮凶。当审判长质问汉娜,在挑选女囚送往奥斯维辛时,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把她们送向死亡吗?汉娜的回答简单得令人唏嘘:她把老囚犯送去杀掉,只是为了给新来的囚犯腾出空间。汉娜并不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享受虐杀的女魔头,她甚至在挑选囚犯时还隐约保有一丝恻隐之心,给那些纤细羸弱的姑娘较好的食物和住所。可是面对“送囚犯去死”还是“违反看守职责”这样的伦理困境时,她选择了抛弃善念、随波逐流,甘愿充当纳粹大屠杀机器的“齿轮”;在“死亡行军”的轰炸之夜,汉娜的畸形善恶观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是选择打开教堂大门让女囚们获得生机,还是选择让她们被关起来活活烧死?汉娜在进行伦理选择时,考量的依据不是人类的基本道德,而仅仅是因为要履行一名看守“维护秩序”的基本职责。这样的原因简直平庸得可笑。把“对囚犯负责”义正言辞地理解成确保囚犯们不逃跑,把秩序凌驾于生命之上,汉娜的善恶不分、是非颠倒,是被纳粹政府伦理大环境洗脑而盲目服从的结果。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认为:“人类的残酷行为和人的个性相关不大,却来自于服从权威的社会心理结构,当面临权威发出残酷的行为时,人们的个性并不能够成为制止这种行为发生的要因。”[4]在德意志第三帝国中,有无数像汉娜一样的德国人,他们放弃了个体的思考和判断,盲目服从了纳粹统治的伦理观,成为作恶者的一员。他们惨无人道、滥杀无辜,动机却十分肤浅。就连最终方案的执行者、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美国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的眼里,也只是一个为了服从命令、获得职位升迁的“小丑”。恰恰是因为有众多这样无思想的普通人,种族主义集团的极端罪恶才得以顺利实施,正如阿伦特所言,“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无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5],也是我们从这部小说中获得的教诲和启示。

        三、阅读作为从伦理蒙昧通向伦理觉醒的阶梯

        汉娜大半生都身处伦理蒙昧的混沌中。从小说中我们无从了解汉娜的原生家庭状况,她总是独来独往、孑然一身。每当她陷入伦理困境时,没有人给她进行正确的伦理指引,使得她善恶不分、一错再错。即使到了不惑之年,汉娜在伦理是非面前仍疑惑重重。面对审判长的诘问,汉娜严肃而认真地反问审判长:“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汉娜的经典一问绝不是为了逃避罪责,而是她乞求伦理指引、发自内心的呐喊。让汉娜伦理意识觉醒的关键一步,就是她在监狱里借助米夏寄给她的朗诵磁带学会了阅读。此后,汉娜研读了大量有关集中营的书籍。从这些书籍文献中,汉娜了解了集中营的真相,认清了纳粹反人道的本质,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滔天罪恶。自此,汉娜“重新给自己定了位”,她不再注重自己的外表,“变得肥胖臃肿,闻起来也有股味儿”[6]。她不再热衷于梳洗沐浴,将对肉体的洗涤升华至心灵的洗涤。她自愿远离人群、承受孤独、潜心反省,以期赎罪。当她发现自己唯一的感情寄托在伦理道德上并没有原谅她时,她选择了在出狱之日的黎明自杀,用生命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四、文盲身份作为集体伦理道德缺失的影射

        汉娜为了掩饰自己的文盲缺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错误的选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岁时,她拒绝西门子公司的升迁,选择参加党卫军成为看守,从此背负谋杀犯的罪名;30岁时,她拒绝电车公司培训当司机的机会,选择从米夏的生命中消失,失去了唯一获得真爱的机会;40岁时,她拒绝审判长查验字迹,选择承认自己是撰写报告的主事者,被判终身监禁。可以说,文盲身份是汉娜一生悲剧的源头。有学者认为作者把汉娜刻画得过于人性化[7],甚至把汉娜的“文盲”身份看作为纳粹罪行开脱的手段。而笔者认为,汉娜的文盲身份实则具有双重蕴意,即:她不仅是一个知识文盲,更是深层意义上的“道德文盲”。一个人,以“身为文盲”为耻,却不以“杀人”为耻,是何等的讽刺?在德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文盲鲜有的背景下,汉娜的道德文盲实质上是影射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民众集体伦理道德的丧失。美国记录片《纳粹的崛起》显示,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党成员数量达800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1/10,但参与纳粹政权、为纳粹机构服务,或默许纳粹横行、对纳粹罪恶视而不见的民众的数目却叹为观止,可以说几乎每个德国人都牵涉其中。汉娜是第三帝国千千万万个道德沦丧者的一个缩影,她选择参与杀人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文盲身份,这只是个案。而除了纳粹主义的狂热拥趸外,大多数德国普通民众选择参与纳粹罪行,或许只是为了保住工作或养家糊口。“生存”还是“杀人”,这本是一个值得所有德国民众深思的问题,但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民众们抛弃了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毅然选择了后者。正是由于德国普通民众集体伦理道德的丧失,才使得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得以发生。

        五、结语

        小说没有对汉娜进行简单的善恶道德评判。正如汉娜所言,逝者已矣,灾难已成既定事实,历史无法重来,加害者即使终身忏悔也无法令百万无辜的受害者起死回生。我们可以理解汉娜,但不等于原谅她犯下的罪行。对于后来者而言,我们的任务是引以为鉴,摈弃和防止类似的悲剧和灾难再次发生,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伦理价值所在。

        作者:马珊珊 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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